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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钞票的时代，虽然赏赐了不少金银，但俸禄则是钞票为主。在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了强行要求使用纸币的过程“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却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够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纸币依赖君主的权威，也为君主带来的便利，明朝曾经想像元朝一样发行大明宝钞，然而并没有成功。
清朝也有银票，却由户部发行。白莲教起义后各地运输金银成了麻烦事，镖局已经无力送商人的钱回家。相对于因为盐引案大伤元气的两淮盐商，在边境挣钱的晋商积累了不可计数的财富，他们开始南下，开起了票号，从事着包括官银在内的兑换业务。
乾隆五十年五月，乾隆和往常一样要去热河，内务府为此要提前做准备，按照惯例，随行侍卫们需要在出发前到内务府广储司领取帮贴银子，然后到街上的钱庄去兑换散碎银子，以便于路上使用
然而10天后，一部分侍卫拿着银锭却没有换到碎银，银铺到伙计告诉他们，这些银子是“低潮银”，不能按照标准银兑换，侍卫们自然不信，请出掌柜亲自验证，其结果和伙计说的一样，银锭到成色不足，也就是所谓的“低潮银”。
这些银锭是直接从内务府取得的，而内务府的银库则在紫禁城太和殿的西侧，银库开库有严格的流程，必须要有三人同时在场，闭库事也要两人共同签画锁封，粘在锁上，每晚有库官之半，但值班的人不掌握钥匙，而是由乾清宫的侍卫集中保管六库钥匙，并且需要得到内务府总管的准许。
也就是说不会存在偷偷摸摸将银锭调包的情况，除非官员监守自盗，而负责这件事的正是质郡王永?。
得知这件事后，永?立刻将发出去的帮贴银子追回，会同几位内务府大臣对银锭进行了查看，得出的结论也是成色不足，只有正常官银的六七成。
然后大臣们对太和殿旁边的银库银两进行了详细清点，大概少了7万两，这个数目并不大，但关键是它是在紫禁城里发生的。
虽然内务府可以勒令那些皮箱店老板关张不卖东西，却不可以强迫银铺必须接受成色不足的银锭，银票的管控就更严格了，即便是筹措军费也不敢随便印。
和?在热河修须弥福寿之寺的经费由军机处报奏，理应是由户部拨款白银百万两，但这笔钱和?自己想了办法筹到了一部分。
首先是犯官杨魁的议罪银2万两，还有AH巡抚闵鄂元解交银子1.5万两，然后是自兵部侍郎高朴抄家得来的金银玉器，变价所获的13.9万两。
高朴和高恒一样，都是慧贤贵妃的侄儿，和高晋是一个宗族的，这一次他贪的是玉石买卖。
XJ出和田玉，但是为了避免竭泽而渔，从康熙年开始就禁止私采，但真正执行是在乾隆平定准葛尔之后。
高朴到任后却和阿奇木伯克鄂对一起，组织维吾尔族矿工采玉，再命汉族客商运往内地售卖谋取暴利。
这还不是皇帝震怒，要对高佳氏严惩的原因，鄂对死后，高朴曾经上奏，希望让鄂对的儿子来继承阿奇木伯克的职务。
唐朝藩镇节度使到了后期也是世袭罔替的，乾隆为了回避，将鄂对的儿子派往KS，并将KS的阿奇木伯克调往叶尔羌。很快新到任的阿奇木伯克就发现了高朴私自采玉的事情，还有其他问题。
采玉的地方位于深山峡谷，地势高寒，夏季雨水多，他父亲给他留下的职位，可是在他留在京城新婚期间，那个位置已经被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给占了，四十八年因为车登多尔济私自给了乌拉黄缎照票被罢免，后来请拉旺多尔济任库伦大臣，蕴端多尔济为帮办，从此小郡王开始了两头跑的生活。
没想到第二年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劫持了汉商，不仅拿了货还不放人，屡次下了檄文都没用，到了乾隆五十年恰克图集市就停了。
好动的小郡王当然不能闲着，然后他把盟会搬到木兰围场，库伦和乌里雅苏台各率领好手习围。
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也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满汉全席，就是几千人一起吃火锅，羊肉是从蒙古运来的。
乾隆很高兴，对内务府进行了褒奖，但没有谁去争这份功劳。
就在前一年的三月，隆福安死了，六个内务府大臣变成了五个，分别是永?、和?、金简、德保、福长安，以前他们每个人管一个库，如果不安排新人进来，他们五个大臣里总有一个要掌管两个库府。
自打圆明园失火，永?自己丢下乾隆率先逃跑后，他就被过继，并且轻闲了。他的长子?F惠在第二年出生，永?没怎么管他，而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就落下病根，没多久就死了。等绵惠14岁，永?也死了，绵惠没有继承他父亲的亲王爵位，只是个贝勒，乾隆勒令金简去代为管教。
用贝勒的话来说，金简只是个包衣奴才，有什么资格管他？
他的娘是侧福晋完颜氏，也就是说金简是绵惠贝勒的亲舅爷。
永?生了五个儿子，就这么一个活到了成年，而贝勒33岁就死了，没有留后，披麻戴孝都是找的过继的儿子，他继承的爵位还要降一级为贝子
王??望的父亲可是清官，否则乾隆也不会用他。但有什么样的父亲不代表有什么样的儿子，举人就吃了这个亏，他也没有料到自己存钱的钱庄会“骤然”倒闭了。
钱庄最怕挤兑，当他赶到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最终他通过官司才拿回了一点。
这个新的东家倒不是挥霍了父亲的家业，而是卷进了长芦盐案里。长芦盐自春秋战国开始就出产好盐，但乾隆爱玉，长芦盐商也就买玉，然后给盐政朝贡。但这次出问题的不是盐引、不是盐政，而是盐商自己。
内务府借出去的款利息大概是12%，比一般的高利贷低很多，但他们主要借给“常有往来”的商家。
借钱要还利息，借得越多还得越多，等借到利息都还不起了，那就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没人想过盐商也会还不起钱。
不只是内务府，连举人存钱的钱庄的少东家也不知道，最后发现这个盐商资不抵债，把全部家当都清算了还差内务府79万两。
这些“家当”内务府全部卷包了，一点没给民间留下，有可能剩了点，反正少东家没分到，不过这只是长芦欠款的冰山一角而已，这是个群体事件，不是一个长芦盐商欠钱了。
到了嘉庆皇帝，长芦朝贡就是一些丝绸，不再要值钱的东西了，当地盐业也走向了衰败。
而他们欠款很大程度和金川之战有关，主动一点把钱捐出来，还能博个报效的“热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长芦盐商可以借到内务府的贷款，而且还不上还没有引起皇帝震怒。
另外还有“银贵钱贱”的问题，各个地方的铜钱质量不同，不方便远距离流通，白银的成色比较好鉴定，成了远距离流通的货币。平民买盐都是用的铜钱或者碎银，他们的铜钱可和直隶的不一样，一千钱不值一两银。
反正长芦的衰败是个复杂的问题，举人只能认栽。
再说小郡王去漠北不光是当帮办，他还要巡检，和布里亚特人“打交道”，举人到了那边很难说有什么用处。
留着以后好见面，毕竟这世道，谁知道会碰上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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