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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抵抗将仇报！
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
一心一力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饶！
努力杀敌誓不饶！
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
文化疆土被焚焦，须奋起大众合力将国保！
血正沸，气正豪！仇不报，恨不消！
群策群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
拼将头颅为国抛！”
……
浙江省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伴随着一曲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唱红了大江南北的《抗敌歌》，一支风尘仆仆、衣衫褴褛的军队，正在坎坷崎岖的山路之间，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他们身上披着御寒的大衣不仅式样颜色五花八门，而且上面满是血迹、焦痕和破口，充分显示出了这一路上的艰辛与征尘。
十二月初的江南，虽然不比大雪漫天的东北和华北，但也已经很冷了。一片阴寒刺骨的山雾之中，这些身穿带着红领章的灰军服，头戴灰色八角帽，上面有布质红五角星的士兵，全都被冻得直哆嗦，只得一边在山路上小步慢跑着，一边从衣服内层摸出被体温捂得稍微有点软的杂粮饼，塞进嘴里慢慢咀嚼。
——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一支“孤军转战东南三千里”的英雄部队。
红十九师的前身。是活跃于福建战场的红七军团。
早在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之前，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经过反复酝酿，就决定派遣一支部队深入敌后。向浙闽皖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略意图是将反“围剿”战争扩展到国民党统治腹地。
这样一来，就可以调动和牵制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缓解和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创造有利条件……但很显然，这也是一项极为危险的重任。
——提一旅孤军挺进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毫无疑问将付出极为重大的牺牲，承受无数艰难困苦的考验。
因此。在今年7月，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内部保持军团编制），打着抗日救亡的旗号。向敌后进行战略转移……总的来说，这是一支投出去问路的军队，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这支部队是否能够在敌后取得作战成功，关系着一个酝酿已久的大计划——红军大部队的长征。
于是。正在东线征战的红七军团。于1934年7月初从福建连城奉命赶回瑞金，准备北上。
当时红七军团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总的来说，这是一支富有实战经验的精干部队，但在东线的屡次血战之后，军团兵力损失惨重。当时已经仅剩下四千余人，而且武器装备严重不足。有一部分战士甚至没有步枪，只得用红缨枪来凑合……
可尽管如此，处境艰难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还是给这支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最大限度地在福建、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在闽浙皖赣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展反日运动；深入敌人远后方去消灭敌人单干部队，破坏杭州至江山的铁路与公路运输线，吸引“围剿”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敌军回援其后方。
为了执行新的艰巨任务，红七军团在瑞金经过短暂的休整，突击补充两千多名新战士之后，就携带五百多担抗日宣传品以及一些炊事用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搬家大军”挥师北上，挺进闽浙皖赣边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抗日先遣队的这次行动，也是对几个月后主力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
于是，中央红军主力日后在长征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麻烦，被“投石问路”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几乎是一个不落地统统提前体验了一遍，而且实际形势还要更加的恶劣和严峻！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势力的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的数量众多，保甲制度也较为严密，交通与通讯又很捷便，所以敌人在浙江总是能及时掌握红军的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红军。抗日先遣队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遭遇仗。虽然因为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极差，红军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
而且，对于红军指战员来说，因为在浙江战场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有时即使有了战机，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浙江省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几乎没有群众基础，一仗打下来，出现的伤员根本无法就地安置。而抬着伤员行军打仗，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战士替换，长距离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病员丢了，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小】
【说】
尽管处境十分不利，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广大指战员们，依然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强大。虽然在几年前曾经有过一波红色浪潮，但目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都已经被破坏。更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我们的依托……不过，我们也不能只从悲观的角度看问题，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同样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过不少影响。浙江有些地域的地形条件。对我军作战也很有利。而且这一地区相对富庶。我军筹集军粮、军饷和服被比较容易。总之，我们并不是一定无法在浙江省立脚生根……”
寻淮洲则是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浙江战场的特殊性，“……从全局来看，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湖南地区，那里是目前的全国主战场，相对地说来，浙江的敌人比较空虚。而且，如果在浙西立足。我们可以同坚持在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
“……但这需要我们把队伍分散开来打游击，把正规红军重新变成游击队！”粟裕烦躁地脱下了自己的军帽，狠狠地摔在军事地图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和决心，不能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把正规战变成游击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浙江立脚生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话虽这么说，但两人似乎都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么搞的话，很容易会被上纲上线到“政治错误”的！
当然，鉴于如今面临严重敌情，红军貌似节节胜利、威震敌胆，其实却是处境危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之祸，他们之前也早已决定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责令，放弃继续挺进沪宁杭的军事冒险，掉头转回皖南山区……至少在“昌化暴乱”的消息传来，王耀武的追击部队从身后消失之前，他们还是这样想的。
因此，即使在得到了“昌化暴乱”的模糊情报，并且发现追在身后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已经被引走，暂时脱离了危险之后，自知势单力孤、打不起消耗战的粟裕和寻淮洲，也没有冒冒失失地带着红十九师赶过去跟“昌化县城的同志们”会合，而是在县城西南方三十多公里外的瑶山乡一带休整和观望。
——以红十九师的单薄兵力，是没办法离开崇山峻岭的遮蔽，在平地上正面硬撼王耀武的补充一旅的。
所以，对于昌化县城里那些即将被王耀武剿杀的“暴动群众”，如今处境同样危如累卵的粟裕和寻淮洲，除了对他们报以同情之外，也只能派出少量哨兵去打探消息，看看能不能救一些人出来。
“……说起来，在昌化那边搞暴动的同志，到底是怎么弄的？居然把声势搞得那么夸张？”
提起这事，寻淮洲的嘴角就忍不住流露出一丝笑意，“……以讹传讹地到了我们的耳朵里，居然变成苏联人派出铁甲车队和飞机来中国闹革命了！这样的荒唐事，我简直都不敢往中央上报，免得挨批！”
“……谁晓得呢？乡下传言总是不怎么可信的。”粟裕无奈地耸了耸肩，“……听说当年张勋复辟的时候，乡下也有人说什么‘张大帅派十万天兵天将，扶起皇上坐龙庭了’，一些人甚至被吓得重新留起了辫子……更别提咱们苏区的那些领导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上都被‘击毙’多少次了？毛.主席还开玩笑说，他若是每在报纸上被‘击毙’一次，就办一回活丧的话，光是靠收白包就能变成大富翁了！”
“……呵呵呵，粟裕同志，你这张嘴还真是……谁都敢拿来开玩笑啊！以后只怕是要吃亏在这上面！”
寻淮洲笑着摇了摇头，“……还是等侦察员回来再说这事吧！我们先去吃晚饭！今天有蘑菇、竹笋和咸菜煮的汤，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管够！要是炊事员还能买几口猪回来，咱们就可以好好打一顿牙祭了！”
“……是么？那可就太好了！哎，浙江这里的敌情确实严峻，但毕竟是比较容易吃上饱饭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处境困难，但是官兵在待遇上同甘共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每人每天一律只有5分钱的油盐菜柴钱，党政人员也和部队一起吃大锅饭。可即便如此，由于常年遭到围剿，中央苏区的粮食供应依然很困难。红军经常不得不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还要上山挖竹笋、下田逮泥鳅、入河摸螺蛳，权且当菜。有时候甚至连米饭都吃不上，仅能以南瓜充饥，用没有油盐的野菜佐餐。
至于红军的津贴，则是要等到打了土豪、筹到款之后才可能有。若是筹款筹得多，有时还可以给官兵发一点零用钱，最多的时候，每人一次可以发到四五元，这样大家就可以剃头，买牙刷、买肥皂了，而且还可找机会吃一顿美餐，改善一下生活……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好几个月不发钱。
因此，即使仅仅是冲着“地方上较为富庶”这一条，红十军团也实在是很希望能够在江浙地区坚持下去……要知道，每年要吃十个月的红薯和南瓜，见不到一粒米的痛苦，可不是现代人能够想象出来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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