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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高军队的戒备等级，让更多的战略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除了向德意志第二帝国传达信息之外，还在试探德意志第二帝国。
显然，罗恩严重欠缺外交经验。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罗恩是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也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组织领导能力特别出众。只是，罗恩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也就不大了解外交，自然不清楚国家政策对外交的影响。
至于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施特劳，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和派。
到达柏林的第二天，周润康觐见了德皇。
受历史影响，中国一直尊称德皇为德意志皇帝，而且是欧洲唯一的皇帝，因此中国的外交官员在赴德履职的时候，都会前去觐见德皇。出于对德皇的尊重，即便是中国总统访问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会在外交照会上用上“觐见”这个词，即在名义上承认德皇拥有比总统更高的地位。
当然，这只限于礼节。
因为德皇不再主掌政权，也不再过问国事，所以在觐见德皇的时候，周润康并没有明确提及访德原因。
有趣的是，反而是德皇威廉三世问到了周润康的访德原因。
让周润康颇为感慨的是，威廉三世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治家不同，他一直把中国当成最好的朋友。
显然。这与冯承乾有关，也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关。
冯承乾离开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时候，威廉三世年仅八岁，为帝国王子，为帝国皇位第二顺位继承人。根据冯承乾回忆，他与威廉三世有过多次接触，而威廉三世非常仰慕这位来自异国的亲王。
威廉三世成年之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按照帝国皇室的传统，威廉三世在十四岁时就以服役，并且在十八岁的时候正式成为帝**官。与威廉二世。也就是他的父亲不同的是，威廉三世从一开始就在帝国海军、而不是帝国陆军中服役。
大战爆发的时候，威廉三世已经是帝国海军少校了。
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军衔只是皇室成员众多头衔中的一个，而且当时威廉三世已经是帝国皇储，因此他在帝国海军中服役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行为，或者说是遵从了帝国皇室的传统。但是威廉三世并没有以皇储身份自居，而是积极投身到战争中，力所能及的为帝国做贡献。
大战期间，威廉三世一直在帝国海军司令部服役，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参谋军官。
虽然没有上战场，也没有哪位将军赶让皇储到战舰上服役，但是威廉三世一直希望能够像其他军人那样。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为此，威廉三世多次与其父亲发生冲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皇在一九四五年，把这个不大安分的儿子送到了中国，委任他为驻华海军联络军官。
结果就是。威廉三世在中国呆了四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返回德意志第二帝国。
让威廉三世回国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德关系发生了变化，而是威廉二世病重，需要皇储回国料理国事。
在中国的经历，加强了威廉三世对中国的了解。
显然。这对威廉三世后来的对华态度有很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威廉三世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在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其强大的国力已经让德意志第二帝国望尘莫及了。
正是如此，在威廉三世主政之后，一直主导与中国修好。
问题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帝国皇帝在民众阶层依然有很高的号召力，更是帝国民众的崇拜对象，但是在国家事务上，帝国皇帝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了。
说白了，帝国已经是资本家、特别是垄断资本家的帝国。
决定帝国基本国策的，不再是帝国皇帝的好恶，而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各大垄断企业的利益。
显然，对帝国的垄断企业来说，与中国修好显然不是最佳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威廉三世主动削弱皇权的主要原因，即当皇权与垄断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双方都不肯做出让步，必然会引爆国内矛盾，而皇室很有可能输掉这场“内战”。
威廉三世做出了明智选择，却也因此失去了政治地位。
在皇权被彻底削弱之后，德皇仅为帝国皇帝，其政治形象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政治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国内号召力。
也就是说，德皇仍然有足够的号召力来引领帝国臣民，却没有政治决策权。
虽然这并没有让德皇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即威廉三世依然希望能与中国修好，为此他几乎每年都会访问中国，而且每次访华的时候都会提及中德传统友谊，但是德皇的访华行动除了具有宣传价值，让新闻媒体有话可说之外，根本没有别的意义，因为主导中德关系的是利益分配。
威廉三世盛情款待了周润康，还授予周润康橡叶十字勋章、以及帝国爵士爵位。
问题是，这有什么用？
橡叶十字勋章是帝国最高荣誉勋章，主要授予作战勇猛的军人、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政治家、外交家与科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橡叶十字勋章对外开放，主要授予为帝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在获得橡叶十字勋章的外籍人士中，中国人占的比例超过了百分之六十。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三百多名中国人获得了橡叶十字勋章，而且主要是军人。
对周润康来说，这枚勋章只有象征意义。
至于帝国爵士爵位，因为是虚爵，没有封地与封赏，所以也只有象征意义。
在觐见了德皇，回到中国大使馆的时候，周润康收到了一条重要消息，即德军只把战备等级提高到三级状态。
显然，这算不上是过激反应，只能说是做了必要的回应。
周润康立即认识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当局心虚了，而且帝国首相依然希望与中国和平相处。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次日上午，周润康在大使馆接见了施特劳。
虽然周润康像对待所有同行那样，对施特劳没有太多的好感，但是周润康知道，施特劳一直主张与中国和平相处。事实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战后的五位外长全部是主和派。这使得帝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有很强的连贯性。显然，周润康并不讨厌施特劳，只是对施特劳的行事方式不大认同。说白了，主和派也有两种成员，一种认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应该与中国平等交往，而另外一种则认为德意志第二帝国高人一等，应该在外交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显然，施特劳属于后者。
施特劳的对华态度，并没让周润康感到意外。
原因很简单，施特劳来自一个普鲁士贵族家庭，拥有贵族头衔。虽然这只是一个早已没落的贵族，但是施特劳依然保持着贵族的高傲。如同大部分容克贵族一样，施特劳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在以往的交往中，施特劳对周润康的态度就非常冷漠。
所幸的是，周润康此次访德的正式身份是总统特使。
施特劳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即帝国首相答应接见周润康，并且安排在当天晚上，地点在首相府。
此外，施特劳还带来了一个消息。
这就是，帝国首相对日趋紧张的中德关系感到非常担忧，希望周润康能够为缓解紧张局势提供帮助。说得直接一点，如果周润康能够在正式会晤之前，说服中国总统适当的降低军事戒备等级，肯定会对会晤提供帮助。
罗恩不懂外交，至少施特劳还是一名不错的外交官。
周润康立即明白了施特劳的意思，并且答应会做出最大的努力来缓解中德紧张关系。
送走施特劳，周润康给席存瑞发了一封电报，提到了施特劳来访的事情，并且提出适当降低军事戒备等级，为晚上他与帝国首相的第一次会晤打下基础，也为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中德矛盾打下基础。
很快，席存瑞就发来了回电，并且给出了正面答复。
柏林时间当天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晚上，席存瑞下令，把升空巡逻的战略轰炸机减半，并且让两艘在阿拉伯海巡逻的战略核潜艇返回位于印度孟买的潜艇基地，而所有战略弹道导弹部队都恢复到正常警戒状态。
显然，此举足够表明中国的诚意。
当然，如此大规模的军事部署调动，不需要周润康通报，罗恩能从帝国情报机构那里获得相关消息。
傍晚，周润康带着早已准备好的资料，启程前往首相府。
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晚上，因为接下来的会晤将直接决定中国能否通过战略威胁来到达目的，也将决定中国会不会在威胁失效之后把威胁变成现实，即以中德全面战争为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爆发。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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