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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德方已经做出重大让步，承认有承担偿还的义务，所以谈判就从每一笔军火贸易的欠款开始。
与以往不同，顾祝同等三名高级将领全程参与了谈判工作。
主要就是，每一笔军火贸易的资金数额都极为巨大，负责具体谈判事务的军官根本就没有决策权，必须由主导谈判的将领来拍板。当然，这也是任命顾祝同等三人为中**方全权代表的主要原因。
首先谈的是涉及金额最大的轰炸机贸易。
事实上，中德军火贸易就是从“轰炸机贸易”开始的，而在此之前，中德在军火领域以相互援助、以及技术支援为主。大战期间，轰炸机是第一种德意志第二帝国以现金大规模采购的军火。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根本没有大批量生产重型轰炸机的能力。
在采购轰炸机的同时，德军也购买了轰炸机的设计图纸，并且聘用中国的技术人员帮助建造了生产线，可是在大战期间，德军采购的重型轰炸机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来自本国的飞机制造厂，其余均直接从中国购买。
主要原因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铝产量严重不足。
事实上，德意志第二帝国飞机制造公司也主要依靠从中国进口铝锭，才制造出了重型轰炸机。
要知道，大战期间设计与生产的重型轰炸机，耗量最多的就是铝材。
整个大战期间，只有中国与美国有足够大的铝产量，也只有中国与美国生产了足够多的重型轰炸机。
事实上，也只有中美把战略航空兵当成主力，其他国家都以战术航空兵为主。
主要原因就是，战术飞机对铝的需求量并不高，甚至不需要铝材。大战期间的一些优秀战斗机根本就没有使用铝材，而战略飞机、特别是战略轰炸机要想达到较好的性能，就必须大量使用铝材。
有趣的是，从中国进口铝材并不比购买轰炸机便宜多少。
原因就是，在大战期间，铝是战略物资，其地位在煤炭与钢铁之上，与石油具有同等的战略价值。整个大战期间。中国一直在严格限制铝的出口总量，某些时候甚至禁止向国外输出铝材。一是中国的铝产量也不算富足，首先得供应本国需求、特别是军事需求。二是输出铝材将导致本**火的竞争力降低，也就是会对出口轰炸机造成负面影响。三是重型轰炸机属于战略武器，而战略航空兵更是当时唯一的战略性兵种，而中国当局并不希望盟国拥有太强的战略打击能力。
当然，控制铝材出口的最好办法就是由官方制订最低出口价格。
做为战时管制手段，出口物资的价格肯定比内需物资昂贵得多，而当时出口给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重型轰炸机都是按照中**方的采购价格定价，由此也就导致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飞机制造厂从中国购买铝材生产出来的轰炸机。反而要比德军直接从中国飞机制造厂购买的轰炸机昂贵。
事实上，监控轰炸机要比监控铝材的流向容易得多。
要知道。每一架轰炸机都有唯一的机身代码，而且每一台发动机都有唯一的代码，因此德军在获取了轰炸机之后，不可能挪做他用，其战损、报废等都有记录可查，因此德军的轰炸机群规模一直在掌控之中。相反，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在进口铝材的时候。并非全部用于制造轰炸机，而中国的出口管制机构也不可能知道出口的铝材被用在了什么地方，也就无法掌握德军轰炸机群的规模。
正是如此。中国当局的很多政策，都是支持出口成品，而不是出口原料。
当然，出口成品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
这就是，能够让中国企业获得订单，也就能够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而中国在大战期间并不缺乏劳动力。
事实上，这场大战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的全面工业化进程。
如果按照工业从业劳动力所占比例计算，中国在战前只是一个初级工业国，工人在劳动力总量中占的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社会劳动力依然是农民。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全面的工业国了，工人所占比例达到了四分之一，服务业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五，农民所占比例降低到了百分之二十，低于工人数量，农业产值更仅有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七。
显然，军事需求是推动工业化的主要动力。
在这里面，军火出口又占了很大的比重。
说白了，如果没有巨额军火出口，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
总而言之，军火不但是中**人用来战胜强敌的武器，也是中国在经济战场上最重要的武器。
甚至可以说，中国在大战期间，就是一座巨大的军火工厂。
在这里面，中德间的轰炸机贸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到一九四八年底，德意志第二帝国从中国进口的轰炸机超过了一万架，且百分之九十都是四发重型轰炸机。即便按照中**队的采购价格计算，这些轰炸机的总价值也达到了一千四百亿华元，相当于两百亿帝国金马克，而德意志第二帝国通过各种方式，只抵偿了全部购买款项的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说，轰炸机贸易中，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欠款就达到了一百二十亿帝国金马克。
这是个什么概念？
在大战爆发前，帝国金马克直接与黄金挂钩，任何人都可以拿帝国金马克去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中央银行以一比一的比例兑换黄金，即一帝国金马克兑换一克黄金。一百二十亿帝国金马克相当于一千二百吨黄金！在大战爆发前，德意志第二帝国发行的帝国金马克总共只有四十亿。即便在大战期间，为了凑集战争资金，德意志第二帝国放宽了帝国金马克的发行规模，但是到一九四八年底，总发行量也不到五百亿，而且其中四分之三以各种方式控制在帝国银行或者金融企业手里，还有一部分转为了盟国的外汇储备，在市场上流通的还不到一百亿。
可以说，不考虑其他欠款，仅仅是这笔欠款，就能拖垮德意志第二帝国。
说白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根本无力偿还一百二十亿帝国金马克，因为到这个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中央银行的金库里面，只有不到一千吨黄金，而偿还这笔欠款，需要一千二百吨黄金。
事实上，除了解除帝国金马克与黄金的关系，不然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将宣布破产。
只是，解除帝国金马克与黄金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比德意志第二帝国中央政府与中央银行宣布破产还要严重。
要知道，德意志第二帝国是纯进口国，也就是贸易逆差国，其经济的基础就是坚挺的货币。如果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货币变成废纸，那么就不可能从外界购买到原料，所有工厂都得停战，重建也就无从谈起。
显然，这也正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不想偿还军火欠款的主要原因。
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德意志第二帝国没有主动权。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只要中国的立场没有松动，那么还与不还欠款，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都将崩溃。
所幸的是，中国的立场并不是不可松动。
谈判期间，顾祝同尽职尽责，在压制德方的同时，不断的向在后方遥控的冯承乾等人提到，如果强行让德意志第二帝国偿还军火贸易的欠款，那么将使德意志第二帝国破产，而这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为此，顾祝同也提出了建议，即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来抵偿部分、甚至是全部军火欠款。
事实上，即便顾祝同不提出这样的建议，中**方与政府也会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如果德意志第二帝国中央政府与中央银行在债务压迫下，不得不宣布破产的话，那么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所有欠条都将变成白条，到时候就算拿回欠款，也是严重贬值之后、与白纸没有多大区别的货币。
说白了，当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死循环。
这就是，如果中国想要收回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欠款，就得确保德意志第二帝国经济不在战争结束后崩溃，也就必须降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战争债务，甚至得减免掉大部分债务，而也就不可能收回欠款。
面对这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中国当局也没有别的选择。
要知道，如果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彻底崩溃，那么中国损失的将不仅仅是欠款，而中国在减免掉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战争欠款之后，也不是毫无收获，至少保住了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只不过，这只是最根本的厉害关系。
在具体执行层面上，必须尽可能的减少损失，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德意志第二帝国以转移支付的方式，也就是用一切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甚至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物品、权益与利益来支付欠款。
这也成为了接下来的谈判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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